“王管事，”苏文良打断他，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硬气，“你当我不知道这里的门道？收粮时把尺子做短点，能多收几升；兑粮时再短点，又能多赚几合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那些送粮来的农户，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就指望这点粮食换钱买种子、交赋税；那些来兑粮的百姓，谁家不是勒紧了裤腰带？咱们多占那几升粮食，可能就是人家全家几天的口粮。”
他说着，从石台上拿起老木尺，指着上面磨损的刻度：“这老尺子用了三十年，刻度早就磨平了，去年修过三次，每次都比原来短一点。不是我不信你们，是这尺子本身就不准了。”
西仓的刘管事搓着手，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：“东家，可城里的同行都用短尺，咱们用长尺，怕是……怕是撑不了多久。您看张记、王记，他们的尺子一年比一年短，生意不也照样红火？”
“他们红火他们的，咱苏家有咱苏家的规矩。”苏文良把新标尺递给周先生，“周先生，您把这尺子拿去，让木匠再做十根，东西仓各放三根，账房留四根，谁用尺子都得登记，收工时交回账房。”
正说着，一个伙计匆匆跑过来，手里举着张纸条：“东家，漕帮的赵把头派人送消息来，说他们从江北运的那批糙米，被河防营扣在码头了，说是要查验。”
苏文良心里一沉。那批糙米是他半个月前订的，原指望能赶在秋收前补充粮仓，应付城里的粮荒。他快步走下台阶，刚要吩咐周先生去码头看看，就见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中年人带着两个随从走了过来，正是城里最大的粮商，王记粮行的老板王敬之。
“文良老弟，听说你新做了标尺？”王敬之脸上堆着笑，眼睛却在苏文良手里的新尺子上打转，“我刚从码头过来，听说你的糙米被河防营扣了？也是，这年头，没点门路，做生意难啊。”
苏文良知道他是来示威的，淡淡一笑：“王老板费心了，一点小事，我自己能处理。”
“小事？”王敬之哼了一声，声音抬高了些，“河防营的李管带可是我的把兄弟，他说你那批米有问题，怕是过不了关。不过嘛，要是文良老弟肯松松口，咱们几家粮行统一一下标尺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说说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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