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七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来得更凶些。巳时的日头已经晒得青石板发烫，苏记粮仓外的老槐树下，几个脚夫正脱了短褂扇风，粗瓷碗里的凉茶喝得咕咚响。苏文良站在粮仓高高的石阶上，手里捏着根新做的标尺，黄梨木的柄还带着清漆味，标尺上的刻度用朱砂描过，在阳光下红得扎眼。
“东家，这标尺做得是精细，可老规矩……”账房周先生揣着手，花白的胡子沾着汗珠，“咱们粮仓用了三十年的老木尺，仓户们都认熟了，贸然换新的，怕是要生是非。”
苏文良没回头，目光越过晾晒场里摊开的谷堆，落在远处运河码头的方向。那里正有几艘漕船靠岸，黑黢黢的船帮上爬满了青苔。他今年刚过三十，接手苏家的粮行才五年，可鬓角已经有了些白霜——去年江北水灾，今年江南大旱，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飞得让人心里发慌。
“周先生，您去把东西仓的管事都叫来。”苏文良把新标尺往石台上一放，梨木柄撞出沉闷的响声，“顺便让伙计们抬两筐新收的糙米来，就从东仓那堆里舀。”
周先生迟疑着应了声，转身时听见身后传来脚夫们的议论。一个敞着怀的汉子正跟同伴嘀咕：“听说了吗？昨儿西头的张记粮仓，给李家粮行兑粮时，用的木尺比平时短了半寸，差点打起来。”另一个接话：“这年月，手里有粮的就是大爷，尺子短点长点，还不是他们说了算？”
苏文良装作没听见，伸手摸了摸石台上的新标尺。这尺子是他托城里最好的木匠做的，比老木尺长出一寸，刻度也分得更细，每一分都用铜丝嵌了边，打磨得光滑透亮。他还记得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：“文良，咱苏家开粮行，不求赚多少，只求夜里睡得安稳。这标尺啊，量的是粮食，更是人心。”
可人心这东西，在饥荒年里最是难量。上个月他开仓放粮，原想按平价卖给周边百姓，谁知头天夜里就有地痞来捣乱，说他的秤不准，硬是砸了两副粮斗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城里的几家粮行联合起来排挤他，嫌他卖得太便宜，断了人家的财路。
“东家，人都到齐了。”周先生的声音把他从愣神中拉回来。苏文良抬头，看见东西仓的四个管事都站在台阶下，一个个脸上带着倦意——为了看守新收的粮食，他们已经在仓里守了三夜。
“都瞧见这标尺了？”苏文良拿起新尺子，在手里掂了掂，“从今日起，咱苏家粮仓不管是收粮、兑粮，都用这新尺。谁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把尺子改短一分，或是在量粮时做手脚，可别怪我苏文良不讲情面。”
东仓的王管事皱起眉头：“东家，不是小的多嘴，这新尺比老尺长，收粮时咱们要多付银钱，兑出去时又少赚不少，这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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