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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3章：大学科研内卷的两大根子解析(第1/2页)
接到学报社科版的邀请，让我参加这次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，我心里既荣幸，又有些忐忑。荣幸的是，作为一个在江城科技大学科技管理岗位上干了整整四十年的老炮，能有机会和各位同行、专家聊聊心里话，说说这些年在一线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琢磨的那些事儿；忐忑的是，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研究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成果，只能凭着四十年的工龄、四十年的观察，说点大实话、心里话，可能不够“高大上”，但绝对真诚。
我即将年满退休的岁数，从业四十年时间里，我见证了咱们这所211大学的起起落落，也陪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，走过了科研路上的酸甜苦辣。尤其是最近这十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：搞科研的人，越来越累了；科研这条路，越来越卷了。
这些年，借着参加各类科研工作会议、走访兄弟院校、和校内校外的同行聊天的机会，我问过不少人，不管是重点高校的教授，还是普通院校的年轻教师，不管是搞基础研究的，还是搞应用开发的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：现在搞科研，比以前难多了。以前，只要踏踏实实干，沉下心来做研究，总能出点成果；现在，起早贪黑、熬更守夜，申报本子写了一稿又一稿，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，跑项目、找资源、搞人脉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到头来却可能两手空空——项目没中，论文没发，职称没评上，甚至连考核都过不去。
前段时间，我碰到我们学校一位年轻的博士，刚入职三年，副教授评审没通过，整个人状态特别差。他跟我说，这三年，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周末、节假日也不休息，申报了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都石沉大海；写了八篇论文，只有三篇发在了普通核心期刊，离职称评审的要求还差得远。他苦笑着说：“鹿老师，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，我当初读博，就是想安安心心做研究，可现在，我连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每天都在应付各种考核、各种材料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。”
听他说完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这样的年轻人，我见得太多了。他们有才华、有热情、有理想，一心想在科研路上做出点成绩，可却被现实的“内卷”压得喘不过气。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些中年教师，评上了副教授之后，就陷入了“不上不下”的困境，想冲击教授，可考核指标越来越高，资源越来越难拿；想安于现状，可每年的年度考核、职称晋升压力，又逼着他们不得不继续卷。有一位快五十岁的老师，跟我说他这几年头发都白了大半，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，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改本子改得吐了好几次，最后还是没中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，可我得生存啊，我得评职称啊，我不卷，就会被淘汰。”
为什么现在大学里的科研内卷越来越严重？很多人都归结为竞争激烈——现在博士培养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进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，科研成绩的要求也水涨船高，大家都在拼命努力，科研自然就难了。还有人说，是现在的年轻人太急功近利，不想坐冷板凳，只想走捷径。这些话，不能说完全错，但在我看来，都只是表面现象。
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，让我见过太多科研工作者的无奈，也见证了高校科研体系的变迁。我琢磨了很久，也和不少同行、老领导聊过，我觉得，当前高校科研内卷严重的根子，主要在两个地方，我相信，在座的很多老师，也会有同感。
第一个根子，也是最核心的根子：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出了问题。
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，说白了，就是“短、平、快、多、杂”五个字，这五个字，像一把无形的枷锁，捆住了科研工作者的手脚，也扭曲了科研的本质。
先说“短”和“快”。考核周期越来越短，短到让人喘不过气，快到让人来不及沉淀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高校评职称，看的是你这些年的积累，一般都是三五年为一个周期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干，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，就能顺利评上。那时候，科研工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、去积累、去打磨，哪怕一个课题做个五六年，只要能出成果，大家都认可。
可现在呢？考核周期被压缩到了极致。一年一小考，三年一大考，年年都要有产出，年年都要算“总账”。年底考核，要看你今年发了几篇论文，其中核心期刊有几篇，SCI、EI收录了几篇；要看你今年申报了几个项目，中了几个，经费到账了多少；还要看你今年有没有获奖、有没有社会服务成果。哪一项没完成，考核就可能不合格，不合格就影响绩效、影响职称、影响晋升，甚至可能被“末位淘汰”。
我记得，十年前，我们学校的年度考核，还只是象征性地统计一下成果，只要没有重大失误，基本都能合格。可现在，考核指标细化到了每一分，论文一篇加多少分，项目一个加多少分，经费一万加多少分，甚至连参加学术会议、做报告，都有相应的加分项。反过来，少一篇核心论文，扣多少分；没拿到项目，扣多少分；经费没达标，扣多少分，都规定得明明白白。年底的时候，科研处的办公室里，挤满了来核对分数、申请加分的老师，那种焦虑、那种急迫，我看了都心疼。
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科研有它自己的规律。科研不是工厂生产产品，不能追求“短平快”，不能规定时间内必须产出多少成果。有些基础研究的问题，需要长期跟踪、反复验证，可能需要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；有些实验数据，需要慢慢积累、不断完善，不能急于求成；有些科研想法，需要反复打磨、不断修正，才能逐渐成熟。
我认识一位搞材料科学的老教授，他一辈子就研究一个课题，新型复合材料的研发，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，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他的研究成果，填补了国内的空白，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可如果放在现在的考核体系下，他可能早就被淘汰了。因为这二十年里，他每年的论文产出不多，项目也不多，经费更是有限，年度考核可能年年都不合格，更别说评职称、拿资源了。
这不是我凭空想象，我们江城科技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周教授，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退休教师，去年刚退休。周教授从入职开始，就专注于新型储能复合材料的研究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基础研究课题，周期长、难度大，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成果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考核体系还没有这么严苛的时候，周教授还能沉下心来做研究，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考核周期越来越短，量化指标越来越细，他就渐渐跟不上“节奏”了。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，周教授每年只能发表1-2篇普通核心论文，没有拿到过国家级项目，经费最多的一年，也只有十几万元，年度考核多次被评为“合格”，甚至有两次被评为“基本合格”。
期间，有同事劝他，别再死磕这个课题了，不如去追热点、搞短平快，多发几篇论文、多拿几个小项目，至少能保证考核合格、绩效达标。可周教授不愿意，他说：“我研究这个课题十几年了，再坚持坚持，一定能出成果。”就这样，他咬牙坚持，直到2022年，他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研发的新型储能复合材料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了应用，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空白，还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。可那时候，他已经快退休了，评教授早已无望，一辈子都只是个副教授。周教授退休的时候跟我说：“鹿鸣，我不后悔，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可我也替现在的年轻人着急，他们连静下心来做研究的时间都没有，怎么能出真正的成果？”
可考核不管这些，反正到点就得交卷，到点就得算分。没办法，大家只能被迫去做那些周期短、见效快的东西。真正需要时间、需要沉淀的大问题、难问题，没人敢碰了；那些需要长期投入、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，没人愿意做了。大家都在追热点、赶潮流，什么容易发论文、什么容易拿项目，就做什么。比如前几年，人工智能火了，不管是搞计算机的、搞数学的，还是搞生物的、搞医学的，都往人工智能上靠，哪怕自己根本不擅长，也要凑个热闹，只为了能快速发论文、拿项目。可这样的研究，能有多少真正的价值？大多都是跟风之作、凑数之作，看似产出很多，实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。
再说“多”和“杂”。考核指标越来越多，分项越来越细化，恨不得把科研工作者的每一项工作都纳入考核，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顾了这头，就顾不了那头，最后只能“面面俱到，面面不到”。
现在的考核指标，简直多到让人眼花缭乱。核心论文要有，还分不同的级别，SCI一区、二区、三区，EI、CSCD，不同级别赋分不同，要求也不同；纵向项目要有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，省级项目、市级项目，越多越好，级别越高越好；横向经费要有，不管是和企业合作，还是和政府合作，经费数额越高，加分越多；获奖要有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，教学奖、科研奖，哪怕是个优秀奖，也能加分；社会服务转化成果要有，论文转化、专利转化、技术转化，不管转化效果如何，只要有，就能加分；甚至连教学竞赛获奖、指导学生竞赛获奖、发表教学论文，都要纳入科研考核。
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一个年轻教师，要想顺利评上副教授，至少需要3-5篇核心期刊论文，其中最好有1-2篇SCI或EI；至少需要1个省级及以上项目，或者2-3个市级项目；横向经费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数额；还要有获奖、有社会服务成果，甚至还要有教学方面的成果。这么多指标，要在3-5年内完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指标之间，往往是互相冲突的。要发论文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、查资料、写论文、改论文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；要拿项目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写申报书、跑评审、搞人脉，甚至还要经常出差；要搞社会服务转化，就得花时间和企业对接、沟通，解决实际问题；要参加教学竞赛、指导学生，就得花时间备课、磨课、指导学生。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？
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，博士毕业，才华横溢，入职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看好她。她一开始想安安心心做基础研究，可考核指标逼着她不得不改变方向。为了发论文，她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周末也不休息；为了拿项目，她经常出差跑评审，家里的孩子顾不上，老人也顾不上；为了完成社会服务指标，她还要和企业对接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就这样，她还是没能完成所有的考核指标，评职称的时候，还是因为横向经费不够，没能通过。她跟我说：“鹿老师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，被考核指标抽着转，停不下来，可转来转去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转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这种情况，不是个例，而是当前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。为了完成考核指标，大家只能什么都去做，什么都去尝试，可结果呢？什么都做不深、做不精，没有真正的核心成果，只能在“内卷”的漩涡里越陷越深。
还有“平”。这个“平”，不是公平的“平”，而是“平均化”“无差异化”的“平”。为了追求所谓的“公平”，科研评价体系搞无差异的量化考核，不管什么学科、什么专业，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、研究难度有多大，都用一套标准来衡量——论文数、项目数、经费数，全部换算成分数，一排序，谁高谁低清清楚楚。
可大家都知道，搞科研、做学术，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不同学科的特点不同，研究难度不同，成果产出的周期也不同。比如，基础学科的研究，难度大、周期长，论文产出慢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少；而应用学科的研究，周期短、见效快，论文产出多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多。如果用同一套量化标准来衡量，对基础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。
更重要的是，一篇有分量、有影响力的论文，可能顶得上十篇、几十篇凑数的论文；一个扎扎实实做成的重大课题，可能比十个、几十个应付差事的横向项目更有价值。可在量化考核体系里，这些差别都被抹平了。一篇SCI三区的论文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篇SCI一区的论文一样；一个几万元的横向项目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个几百万元的国家级项目一样。这种“一刀切”的量化评价，只会引导大家去追求数量，而不是质量；去追求速度，而不是深度。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学校评审科研成果，有两位老师，一位老师发表了10篇普通核心论文，没有重大项目，也没有获奖；另一位老师只发表了3篇SCI一区论文，有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，还有一项省级获奖。按照当时的量化标准，那位发表10篇普通核心论文的老师，得分比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还高，最后，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，竟然在考核中被评为“不合格”。这件事，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很多老师都觉得不公平，可没办法，量化标准就在那里，分数说了算。
在这种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，结果就是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难出成果、耗费时间的科研，都去做容易出分、容易得分的事。反正分够了就行，反正能通过考核、能评上职称就行，至于研究的是什么、有没有价值、能不能产生实际影响，没人去关心。久而久之，科研就变成了“凑数量、刷分数”的游戏，而科研的本质——探索未知、追求真理，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一个根子——科研评价机制的扭曲，它逼着大家不得不卷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和理想，陷入“为了考核而科研、为了分数而科研”的怪圈。
第二个根子：科研资源分配机制出了问题。
如果说评价机制是“指挥棒”，逼着大家去卷，那么资源分配机制就是“方向盘”，决定了谁能卷得赢、谁只能被淘汰。评价体系只管打分，不管分资源；而资源怎么分，怎么分配才合理，才是另一个更关键、更难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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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的科研资源分配，说白了，就是“认帽子、看牌子”，这六个字，道尽了当前科研资源分配的现状，也让很多普通科研工作者陷入了“两难”的境地。
先说“认帽子”。这里的“帽子”，就是各种人才头衔、人才称号，比如“杰青”“长江学者”“万人计划”，还有省级的“拔尖人才”“青年英才”，市级的“学科带头人”等等。有了这些“帽子”，就等于有了“通行证”，科研资源会主动找上门来；没有这些“帽子”，就算你能力再强、再努力，也很难拿到优质的科研资源。
我在科技管理岗位上干了四十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一位“杰青”教授，刚拿到“杰青”头衔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主动找上门来，经费直接拨了几百万元；学校还专门为他建了实验室，配备了最好的团队、最好的设备；甚至连申报其他项目、发表论文，都能得到优先照顾。而和他水平差不多、甚至比他更有才华的另一位教授，因为没有“帽子”，申报了好几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都石沉大海；想要申请实验室设备，也因为经费有限，一直得不到批准；发表论文，还要和成千上万的人竞争版面，难上加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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