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门阀制度发达的魏晋南北朝，宰相、将军乃至皇后几乎都出自几个大族（如王谢、崔卢等）。皇帝若贸然动他们的“人”，不光是内部斗争，甚至可能直接引来兵变或外族拥立新君。
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权力结构，是封建时代政治生态的基石。很多小说故意忽略这一点，把忠臣写得像孤胆英雄，被皇帝一句话斩首，实在是对历史常识的嘲弄。
兵权、地盘与军中人心——动谁不能动有兵的。在古代，只要某位功臣手中有兵，皇帝动他前都得三思。比如唐朝的安禄山，虽然是节度使、官拜大将军，但在朝中结党营私，甚至有谋逆之心。唐玄宗多次想削他兵权，但一直不敢直接动手，因为安禄山的兵源控制着整个东北，还能调动边军。
要杀有兵的将领，不光要有“名正言顺”的借口，还得先分化其部曲，瓦解其人望，不然就是逼宫的前奏。李世民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前，也是不敢直接对抗李建成与李元吉，而是精心布置了数月，才在可控的空间内一击致命。
这类操作，称得上是“政变”，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，而非手起刀落那么潇洒。
杀错人会引发士人舆论与地方反弹。东汉末年，曹操诛杀董承、王粲等汉室忠臣，在当时士人圈子中引发强烈不满，导致大量人辞官归隐，联合抵制。后来曹操不得不通过举孝廉、征辟隐士的方式重新洗牌官僚系统。
再看南宋的秦桧，即便他在现实中权势熏天，但岳飞的冤死，仍成为宋代文人士人群体最大的反噬口碑事件，连后世都要竖碑“岳王庙”，刻秦桧夫妇跪像祭之。想想看，如果功臣真的“随便杀”，那为何数百年后还有人骂“谋杀忠良”？
在讲究“名教”、“士风”的古代，杀一位有名望的忠臣，不只是政治行为，更是文化和舆论的自我毁灭。真正聪明的皇帝，会选择“软禁”、“贬谪”、“削权”，而不是直接“赐死”。
不是你是皇帝就能越规矩。
《唐律》规定，“大辟”（死刑）需经过御史台、三法司共同审理，不得私自定罪，哪怕是皇族。如果是功臣、王公贵胄，甚至需要御前议审，并报请太庙请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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