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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与其争论谁的责任，不如想想规则。”朱祁铸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联邦宪章只规定了‘国家领导人需为朱氏宗亲’，没说必须是嫡长子，没说不能改制度，更没说政变违法。韩国和代国的新领导人，都是正经的皇室血脉，符合最核心的条款。”
他摊开数据报表：“韩国新政府上台后，工厂出勤率提高了23%，代国的耕地开发程度比去年高17%。如果民众支持，制度有效，我们凭什么否定？”
这番话让大厅安静下来。扬国近年来一直在效仿虞国的企业管理制度，在港口引入“工人参与分红”的模式，成效显着。朱祁铸的立场虽出人意料，却有实际治理经验支撑。
宁国皇帝朱奠培适时转移了话题。作为六大强国中资历最深的君主，他很清楚当前的焦点应放在权力平衡上。
“先解决总理选举。”朱奠培的手指点向第一份文件，“六大强国中，明国、越国、洪州共和国均表示暂不提名，扬国支持宁国，虞国无异议。按惯例，下届总理由宁国出任。”
没人反对。朱奠培在任期间，宁国的海军吨位增长了40%，在太平洋的地盘扩张到足以支持一个大国的程度，实力足以服众。他的当选，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。
第二项议程关于三位前总理的盖棺定论。工作人员分发的评定草案早已过各国幕僚审定，措辞严谨：朱权“奠定联邦框架，首倡成员国平等”，朱高燧“推动度量衡统一，便利贸易流通”，朱有墩“完善外交礼仪，稳定联邦秩序”。
这些评价避开了争议，只聚焦公认的功绩。各国代表依次念诵，流程性的表决一致通过，气氛暂时缓和。
但真正的较量在第三项议程。朱祁钧率先抛出提案：“应在宪章中补充条款，明确‘嫡长子优先继承’‘禁止以暴力变更政权’‘成员国政变时，联邦有权介入调解’。”
这个提案直指韩国与代国的软肋。若通过，两国的新政权将失去合法性，联邦甚至可授权干预。
朱昭熙立刻反驳：“嫡长子继承制不符合‘能者居之’的原则，明国自己也在让皇子去苏州历练；暴力变更政权的界定过于模糊，当年联邦成立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颠覆；所谓‘介入调解’，本质是干涉内政，违反宪章精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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