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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村的北边，就是有名的笛艺学院，这所琴院是京城最有名的一块踏脚石，也是许多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来到京城的首选之地。
树村的西北部就是“东北王”，这里也是音乐村的发源地；与西三旗和黄图甸相结合，在表象上，构成了一种以“树寨”为核心的独特的“地下乐团”。
而在这样一个群体中，音乐家的实际生活则显得异常贫困，甚至是艰难。九十年代，他们以每月一百至两百的租金租用一间小屋子，里头堆满了唱片、音乐杂志和日常用品。巨大的音箱和杂乱的电线让房间看起来更狭窄了。
他们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练习钢琴。他们经常在夜里很晚才睡觉，通常在清晨就睡觉，而在接近正午的时候才起来。
由于居住密度大，“摇滚噪音”很可能引来当地民众的指责，所以在租用的小木屋中，他们练习钢琴时，都要用棉被盖住窗户和大门，以免吵到邻居。吉它和贝斯稍微好一点，但鼓手在这个地方就很难找到位置了。
每年过年，乐师都没有了旅费，急于寻得回老家的银子，于是许多人开始兜售自己的乐器和服装。他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旅行时可以随意挑选一套，但必须是时髦的，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来装饰自己的头发。
至于吃饭，那就更容易了，家境好的人，每天都能吃到泡面，偶尔还能吃上一顿饭，但更多的人，一天只能吃五块钱一个的蔬菜馒头，一吃就是十天二十天，最穷的人，最多也就是半斤煎饼喝冷水。据说，一些音乐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口袋里仅剩两美元，坚持一周是很平常的。
在那个时候，树村90%的音乐家都是由家庭供养的。因为担心工作太浪费，乐师一般都不会外出打工，这也是为什么树村里一些上了岁数，又不能从家人那里借钱的乐师，日子往往很难过，很穷，衣服也很少。
当时当地的摇滚乐爱好者分成两类，一类是“赶场”，一星期去酒吧表演好几次，工资不定，五十块、八十块、一百块钱，偶尔还能省下一笔钱，再加上往返的计程车费用。还有一种，就是沉下心来，专注于做自己的原创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摇滚”，这种人根本不屑于“赶场”，但是，他们的人生状态却比他们更差。
当时，京城的地面、地下摇滚乐团不下千人，这个巨大的团体，也成了京城的一大特色。然而，台湾并没有摇滚音乐的传承，缺乏一个适宜的发展环境，而摇滚乐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又很低。
当时的树村，正如圆明园的画人村，亮马河的东村，都是因为低房价和特定人群的聚集，才造就了一种十分独特的人文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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