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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雄墓的考古发现，为研究唐代西域社会提供了关键线索。墓志显示，张雄卒于贞观七年（633年），其妻麴氏卒于垂拱四年（688年），墓葬分两次下葬，陪葬品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。这种“夫妻异穴合葬”的习俗，与中原唐代墓葬如出一辙，印证了高昌地区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。
同墓出土的三尊绢衣彩绘木俑，身着高腰襦裙，披帛绕臂，舞姿翩跹，其服饰与长安出土的唐代陶俑别无二致。而木俑的头发采用真发编织，面部敷粉施朱，甚至残留着金箔装饰，展现了唐代西域贵族对中原审美风尚的追捧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木俑的缂丝工艺经检测早于中原已知最早的缂丝实物，改写了中国纺织史。
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整体考古成果，揭示了唐代西域“华戎所交，实一方之会”的盛况。墓中出土的佉卢文佛经、粟特文文书，与汉文典籍共存；汉式生肖俑与西域风格的胡人俑同列；中原的《论语》抄本与波斯银币相伴。这种文化混搭现象，在彩绘踏鬼天王木俑的铠甲纹样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——其胸前的圆形护镜源自中原铠甲，而护镜边缘的联珠纹却是萨珊波斯艺术的典型符号。
四、文明见证：从佛教护法到文化基因的永恒
天王木俑的价值，远不止于艺术审美层面。从历史角度看，它印证了唐代西域与中原在政治、军事上的紧密联系。唐太宗平定高昌后，设立西州，推行州县制，将中原的官僚体系、教育制度引入西域。张雄家族作为唐朝在西域的代理人，其墓葬中的天王木俑，既是对中原王朝的政治效忠，也是对佛教护法信仰的精神寄托。
在宗教层面，天王形象的演变折射出佛教本土化的轨迹。佛教中的四大天王本是印度神话中的护法神，传入中国后逐渐与道教的镇墓信仰融合。唐代墓葬中的天王俑，既保留了佛教降魔的职能，又被赋予了守护墓主安宁的世俗使命。张雄墓中的天王木俑脚踏小鬼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形象如出一辙，见证了佛教艺术从宗教殿堂走向世俗生活的历程。
现代科技检测更揭示了木俑背后的物质交流网络。光谱分析显示，木俑的蓝色颜料来自阿富汗青金石，红色颜料为西域赭石，而丝线则产自中原桑蚕。一块巴掌大小的颜料，竟跨越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；一件木雕作品，成为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立体地图。当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墓、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类似的汉式织锦时，一幅跨越万里的文明交流网络，在天王木俑的铠甲纹样中逐渐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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