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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赵刚问他为何如此做的时候……
上杉忠信当时站得笔直，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倨傲的坦然：“鄙人乃华族子弟，自幼受庭训，岂能行此盗匪之举？饮食付酬，天经地义。至于强抢民女、劫掠财物，更是下贱武士所为，非我族类之道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闲暇时，我更喜研习书法，以静心养性。”
他的回答让陪审的赵刚和程安平也颇感意外。调查也证实，上杉忠信手上确实没有直接的血债，他的联队在太原期间主要负责城防和后勤，暴行相对较少。最终，基于他在太原战役关键时刻的投诚行为（提供了关键情报并参与行动，大幅减少了平民和己方伤亡），以及其相对“文明”的背景，三人一致决定给予他“号长”的职责，负责协助管理“小日子号”的日常秩序和劳动组织。
起初，上杉忠信凭借华族的威望和相对公正的态度，确实维持了一段表面的秩序。劳改营的伙食虽然比不上日军部队，但也保证基本的量能维持高强度劳动——糙米饭管饱，偶尔有点咸菜或菜汤，比“汉奸号”略差，但也绝非虐待。黔州军的管理理念很明确：战俘是劳动力，不是用来折磨的牲口，效率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日军军队内部根深蒂固、如同毒瘤般的“霸凌”文化，很快就在这封闭压抑的劳改营中死灰复燃。
一些曾经的中下层军官和军曹，开始故态复萌。他们将战败的屈辱、劳动的辛苦、以及对未来的绝望，变本加厉地倾泻到更弱小的士兵身上。克扣本就微薄的饭食、强迫代为完成繁重的劳动份额、在狭小的通铺上抢占最好的位置、甚至进行毫无理由的殴打和言语羞辱……种种恶行，层出不穷。
上杉忠信对此深恶痛绝。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，就因为华族身份和海外（英国）留学背景，基本避开了最残酷的“前辈教育”（霸凌），所以说，他在小日子的军中，特别是霸凌最严重的陆军军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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